胡先生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既然难免着重“形似”，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最值得惋惜的便是民国初年的那一段。他觉得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中国失去那一个大好时机，在胡先生看来，真是国运也夫？！

在50年代的初期，台湾的问题，在胡氏看来，便是缺少个“反对党”。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国民党效法华盛顿当年的大陆党，“一分为二”。要不然那就得另外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他这一主张深得蒋廷黻先生的同意。这两个秀才在纽约因而也就有联合“造反”的意图了。

要组党，则论学历、论资望胡先生应该是当然党魁。但是论精力、论组织才干，则胡氏只够做配角。在1952年访台返美之后，蒋氏兴趣方浓而胡氏已兴趣大减，可以说是只说不做了。

有一次我向胡先生说：“你就顶个名字做党魁，组党大事让蒋廷黻去干不就得了？”

“那如何使得？”胡先生两眼向我一瞪。“孔子说的‘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我自己不干，怎能让人家顶我的名字去干？”随着他又说了些其他方面的“干与不干”的大道理。

我记得我们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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