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天下事，长短、利弊，很多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短处”，用得其所，往往正是他的“长处”。胡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原是个“宗师”的地位。他是领导一个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学从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出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文学时代。作为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宗师”，他的文体本不应该以“抒情”见长，他的著作自应重在“说理”。他要说出为什么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的大道理来。

但是这番大道理，不是可以信口开河的。说的人必须有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他一定要是个包罗万有、融会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因而就学问的“宽度”来说，胡适真是个新旧、中西、文言、白话及诗、词、歌、赋，样样都来的“一脚踢”的大材。他的确具备一个“开山大师”的条件，只有像他这样的学者才能纵观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坐井观天。就这方面说，则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诸先生比胡氏皆略逊一筹；王静庵、吴梅、黄侃等对胡氏就只能执鞭随镫。时贤自郐而下，则不足论矣。

再就学问的“深度”来看。蔡孑民说胡氏对汉学的了解，“不让乾嘉”，实在也不是过誉。“文学”原是胡先生的“娱乐”，但是胡适之“娱乐”亦有可观者焉！就以胡氏对《诗经》的研究来说吧。自子夏以后，说《诗》的学者有著作传世亦何止数千人。传统著作中就很少有胡适谈得那样精湛。以他那“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来对《诗经》作个新解说，短短数小时的讲演，即足以发古人千年之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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