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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