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置身康奈尔大学之初，“比较”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有限的。我不是说比较从未被进行。它们一直在被有意识地和（更为经常的是）无意识地进行，但总是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小规模进行。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Cornel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只有一个系（比较文学）在其称谓中使用了这个词。而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工作的1960年代初，这个系并不存在。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几乎没有系统地思考过比较。政治学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有一个名为“比较政治学”的分支，我就属于这个分支。但是，我和我的同学所研究的比较主要聚焦在西欧。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若干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彼此竞争。它们也认为它们分享了一种基于古典和不同基督教派的共同文明。比较似乎既简单又切题。

对我而言，奇怪的事情是比较政治并不包括美国本身，那是一个被称作“美国政治”的不同分支的专属领地。在某个层面上，这种划分从实用性角度是容易理解的。本科生们未来想以政治家、官僚、律师等为职业，对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课程的兴趣压倒一切。同样的“民族主义的”兴趣可以见诸大多数国家。我们系因为学生的需求，受美国事务研究者支配。一个不那么显在的因素是由我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美国有两个重要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但并没有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课程。直到我2001年退休，鲜见有学生能够说出前者的总统或者后者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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