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原则上禁止基于高龄的强制退休。于是，退休不再适用于大学终身教授。然而，庆幸的是，在我1996年（60岁）患上心脏病之前几年，康奈尔大学制定了一种“阶段性退休”（phased retirement）制度。我决定利用这一制度，听从医生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年轻的学者们让路。因此，随后的五年里，在全退之前，我只教半个学年的课，不再接受新的研究生，停止一切行政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每年半年待在康奈尔，半年待在东南亚。但那时，我依然被印度尼西亚拒之门外，因此我决定在曼谷落脚，从那里到东南亚各国的首都很容易，离中国台湾、日本和印度也不远。这样一来，夏天和秋天我依然能够在康奈尔富丽堂皇的图书馆里勤勉工作，但却可以逃离伊萨卡漫长、黑暗的冬天和冰冷的春天。

两次令人愉快的活动向我证明，很多人认为我的事业行将结束。199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为我颁发了年度“卓越终身成就”奖。一位朋友建议，我应该在领奖词中讲一讲亚洲研究，同时更概括地谈谈区域研究。我告诉听众，把区域研究专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区别开来的是我们对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然后我轻轻地把我的两个十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养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讲台上站在我身旁，以表明我的意思。济济一堂的亚洲研究专家们报以赞许的掌声。我简直幸福得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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