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最初没有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剃着光头，帽子拿在手中，眼睑低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与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长而窄的条桌的另一侧。卫兵在桌子的两边警惕地监视着一切。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带来的包裹只有等探视结束时，在卫兵的仔细检查下才能打开。

他低着头，等着听他想听的话语。他没有听到。他抬起头，孩子气地微笑着，眼睛红肿，充满恐惧，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发青的眼袋，双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证，他身体健康，而且正在妥善应对。工作环境又热又脏，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应对。他继续微笑着，带着孤儿重新找到了双亲的快乐感激之情。

父亲50岁，可荒寂的环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个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我22岁。我是个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变得哑口无言，我无法不顾规定，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拥抱我的父亲，安慰他，就如同他是个孩子。我甚至连允许说的几个词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有关母亲的询问。最好不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定罪，她已经被解雇，最终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头厂干非熟练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时，躬身俯在巨大的钵槽之上，槽中装着辣椒、土豆和黄瓜，她得用手将它们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证，母亲下个月会来看他，我也给他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师声称，政治压力正趋于缓解，拘捕行动已经放慢，“上面”的某处已经承认有虐待行为。我趁着卫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边倾过身去，耳语道：“律师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检察官。”这意味着上诉很有可能将会成功，不公正的判决将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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