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与朋友贝贝（Bebe）和西尔维娅（Silvia）共进午餐。他们居住的街道不再叫作伏契克[1]——以纪念著名的捷克共产党记者和《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而是叫作马萨里克[2]，一个较乐观的名称。由于疏于管理，建筑物已经失去了某些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地的荣光。曾经舒适而雅致的公寓现在看上去破旧而简陋。但我的朋友们并不显老，尽管环境如此不堪，却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贝贝负责编辑一份出色的文化杂志，西尔维娅则帮着编辑手稿。交谈进行得很顺畅。我们谈到后共产党时代的转变，谈到民族主义，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来访的美国音乐家，谈到伊利亚德和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贝贝在战争期间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学生，他说起了女演员乐尼·卡勒尔（Leny Caler）的战后生活，她是塞巴斯蒂安以前的情妇，是《日记》第一部分的主要角色。那女演员本人保存着一本日记——贝贝拥有其手稿——事实证明，它的有趣程度还比不上她的风雨飘摇的生活带给人们的期望。然而，她姐姐的生活确实感人。她像乐尼·卡勒尔本人一样，是个生活在柏林的难民，与至少一个甚至更多国家的秘密警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关系，贝贝用一个痴迷的老收藏家的不可靠的叙述一口气地报出了他们的姓名。那是场冗长的、东方式的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几乎像是来自以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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