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眼蒙眬地起了床，因为一夜无眠而头脑晕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厅，见到一位戴眼镜、穿高档外套的男人。我礼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着，看上去像我一样窘迫。在他身后，我可以看到玛尔塔·佩特鲁（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人一定是玛尔塔·佩特鲁的丈夫扬·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诺克斯》的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见过他，当时他是这本文学批评杂志著名的三人编辑组的成员之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扬·瓦提克变了，我也变了。只有玛尔塔·佩特鲁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依旧一脸永恒不变的学生气。

我听说，他们结束了布达佩斯的旅行回来，只是为了来看我。玛尔塔·佩特鲁带来了一只装着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篮。我们走出旅馆，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后又回到大厅。发现我再次置身于老友中间的惊讶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驱散眩晕的咖啡之后仍未减轻。

今天我要在大学给语言与文学系及其嘉宾进行一次演讲，于是我们前往校园，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学者的欢迎。我们愉快地聊起了美国、美国教育和文学，以及巴德学院与克卢日大学之间计划中的合作。我在观众中认出许多张面孔。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请求允许拍摄这些过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觉得在克卢日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那么脆弱，尽管我宁愿与聚集起来的人群进行讨论，而不愿发表题为“世纪末的文学”的演讲。在那种气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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