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官僚机构异常冗杂，往往一个岗位，一批官员，行政效率底下，官员的工资开支又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宋朝官员数10倍于唐朝）。另外，每年还要向辽人、西夏缴纳一笔“和平费”（岁币），虽然钱不多，多少也是个负担。

林林总总的开销加起来，实际上大宋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形成了国民富裕，国家贫困的局面。

少年时代的宋神宗就熟读了《韩非子》，法家“富国强兵”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脑海中，当他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虽然还不认识王安石，但已经将他视为具有共同理想的知己。

即位不久，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尹。次年四月，宋神宗在汴京召见了王安石，这次会面犹如“彗星撞地球”，彻底改变了北宋的历史进程。

两人一见倾心，大谈起变法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

很快，宋神宗全权委托王安石主导变法相关事宜，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大幕。

变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大宋的国库收入（神宗年间的国库储蓄可供应朝廷开销二十年），加强了军队战斗力（熙宁六年，宋军大败吐蕃，拓地两千余里，招抚羌人30余万帐，是北宋对外军事史上难得的大胜）。

然而王安石试图用国家体制来管控一切的商业、农业、军事等领域，意识太过超前，当时的政府组织体系也难以支撑，根本没有合适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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