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我们的反病毒卡，我们当时需要很多电路板。为了控制成本，我们都是按照500或者1000这样的数量去生产产品的。我忘记了我去过多少次深圳采购集成电路，又去过多少次赛格市场，颠沛流离又乐此不疲地去买电子元器件。

当时每个单位都会配一些电脑。而我们的反病毒卡，基本上是卖给机房的管理员。当时我的理念就是把硬件卖给这些管理员，让他们用我们的硬件去给电脑杀毒。

我们做产品很辛苦，但是辛苦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吗？我忘记了反思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反病毒卡无法升级，这就是做硬件产品的弊端。但我又不愿意转换做产品的思路去改进产品。我犯了一个技术员很容易犯的错误——固执。

当时我执着于硬件的思路，并没有从硬件过渡到软件的思路上来。还记得，我买了一本电子工业出版社的书——《广谱防病毒技术》，这本书谈到一个基于病毒的行为做的研究。我认为做防病毒一定是基于病毒的行为去定义病毒，所以我要收集病毒的行为，这和瑞星的思路非常像。

后来我发现，真正聪明的人会走和我们很不一样的路。比如后来涌现的江民公司的KV。这款产品就是走软件的路子。他们每期都会在报纸上打广告，经典的广告语是——“KV反病毒升级请你人工输入一个特征”。那本书还讲了一个概念——如何自定义病毒特征。当时的病毒还比较少，只有几十种到一百种，加上变种，采样这些病毒的特征，然后根据特征对病毒加以防范。江民这样做了，所以江民后来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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