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严催速运朝鲜接济。”（《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户部下文辽东）

我们在《明神宗实录》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朝鲜的官方史书《李朝实录》也对辽东当时状况有所记载：

“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

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也上书万历，称“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这些材料都直接反映出抗倭援朝对于辽东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抗倭援朝的艰难。

东征结束后的辽东，那真是百业凋零，百废待兴，明中央政府应该做的是“大加存恤”（李化龙语）。

可随着高淮的到来，这一切都是痴心妄想。

高淮的征税原则：

“征矿税没有必要光是针对开矿，收税也不仅光针对商人；民间老百姓大大小小的产业，都是矿税；官吏农工，都是缴纳税金的人”。

(民间丘陇阡陌，皆为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对富户，高淮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辽阳城本有富户四十七家，在高淮的手段下“非死而徙，非徙而贫”；

对商户，缴纳税金与商铺大小成正比，多者上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也得数十两银子，折合物价，这笔钱大概是商人几年的积蓄，甚至是全部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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