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严催速运朝鲜接济。”(《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户部下文辽东)
我们在《明神宗实录》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朝鲜的官方史书《李朝实录》也对辽东当时状况有所记载:
“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
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也上书万历,称“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这些材料都直接反映出抗倭援朝对于辽东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抗倭援朝的艰难。
东征结束后的辽东,那真是百业凋零,百废待兴,明中央政府应该做的是“大加存恤”(李化龙语)。
可随着高淮的到来,这一切都是痴心妄想。
高淮的征税原则:
“征矿税没有必要光是针对开矿,收税也不仅光针对商人;民间老百姓大大小小的产业,都是矿税;官吏农工,都是缴纳税金的人”。
(民间丘陇阡陌,皆为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对富户,高淮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辽阳城本有富户四十七家,在高淮的手段下“非死而徙,非徙而贫”;
对商户,缴纳税金与商铺大小成正比,多者上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也得数十两银子,折合物价,这笔钱大概是商人几年的积蓄,甚至是全部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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