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渤海不断派遣诸生到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其文字使用汉字，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区域，以中原教育为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无论是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如大诗人裴曾被日本的同辈尊称为诗坛的“领袖”；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中原的佛教在其境内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在生活习俗方面，除保持固有的传统及因袭高句丽、契丹的某些旧俗外，还积极汲取来自中原地区的新因素，从而导致了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凡此种种，都促使渤海与内地间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海东文化也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然而，随着渤海王国封建化的完成，其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和激化。从大玄锡、大玮时起，已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宗室贵族和整个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北方黑水靺鞨诸部的反抗激烈，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渤海政权的实力，并为西邻契丹人的侵扰和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经过一二十年的反复较量之后，926年初，契丹攻占扶余城，乘胜进军至上京忽汗城下。渤海末王大被迫出降，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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