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于10月17日调来了1000万存款，先补了18‰以上的利差，原拟贷款做下来的同时，转成定期并补足利差。据该公司称：现在没有钱再补了。而他们公司的贷款手续也挡在总行。恰好安延公司也想做800万元贷款的借新还旧，则没有存款到帐。本科建议：在该存款18‰以内的利差由安延公司先行垫付，收据上的金额计算式为：

（18‰－9.15‰）x1000万元x12个月=106.2万元。

妥否？请行长研处。”

当日，陈作业与王显耀商量后签字同意夏天的方案，并要求：“安延公司给利差支票划还三八股份公司转给存款户，服务社给安延公司收据，而三八股份公司也必须给服务社开收据。”

看了陈作业的批示，夏天打开铁皮文件柜，从中拿出一本封面写有《存贷挂钩存贷款业务工作底稿》的软皮抄，以叙时的方式。分别在存款发生栏标上存入金额。并在备注栏里写上“三八公司转安延公司”字样，然后，将陈作业批注了意见的请示文稿贴在该页。

夏天斟酌所记并无遗漏，便将软皮抄锁回文件柜。

第二天，蛇口港航公司收清了利差，才依约将1000万元转成一年定期。

人们从夏天处理这笔利差业务的经过可以看出，夏天对于敏感业务的处理是多么小心谨慎。然而。因为陈作业将这笔存款的利差收据搞成了张冠李带的三角大挪移，并且将在三家企业的帐务上分别记载，日后会不回酿成谁也说不清楚的官非？这的确仍在两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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