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坦承不抵抗的命令是自己所下，蒋先生替他背了黑锅。他的原话是：“‘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的不抵抗指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此时蒋介石早已作古多年，张学良已经恢复了自由，应该不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名言。他之所以这样说，很可能是良心发现。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应张学良之邀为他整理口述历史。唐教授曾笑着对张学良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对于唐教授的提问，张学良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要负这个责任，不能把不抵抗诿过于中央。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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