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29军132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29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随后的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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