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国家的条条框框依然森严，领导迈不开手脚就公一套私一套。对公的效能为零都不止，整天拉帮结派搞串联，誓与员工共同挖墙角——当时已经不叫挖社会主义墙角了。这样的气候，作为财务中心，又兼领导助手，薛继华是参与其中的。

就在县木材公司开不起工资即将倒闭的时候，就在薛继华躲进小楼迷迷糊糊做着春梦的时候，外爷的木材生意火爆起来。外爷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老了，不能与时俱进了，更知道生意做到这一步归于我爸的功劳，所以他当机立断把生意一分为二给了女儿和儿子。

给女儿也就是给了女婿。不过法人代表还是落在了儿子名下。老爷子虽老不糊涂，股份也只记在女儿名下。总经理的头衔给了我爸。外爷精明着呢。

总裁也挺实惠的。有这个名头，他就当家，就能把公司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整出了钱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大头吗？哼哼，都一边儿玩去吧。父亲在不平中找到了平衡。

其实这是外爷架的一根平衡木，目的就是要极大地发挥我爸的潜能，使公司尽可能多的生钱。

也就是这个名头，叫他有机会出席了那天的谈判，叫他记住了薛继华。

那天，父亲方面的阵容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左膀右臂都是他精心挑选的，还开着崭新的仪征牌小汽车。他出门在外办事向来注重派头。

酒桌上，我爸和薛继华的两个领导对面而坐。这样的座次有点像山东酒席的规矩——对坐的双方，表示身份相等，薛继华和父亲的跟班就只能两边陪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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