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兰的造反则有着宗教和经济双重推动力。从1660年以来，烟草价格一路走低，自耕农，雇农和获得自由的契约奴隶的处境日益艰难，而他们又绝大多数是抗罗宗。他们憎恶日益增加的税金和各种规费，而制定这些法案的则是富裕的大种植园主议会代表和领主巴尔的摩委派的官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罗马公教徒。议会发动政变之后，马里兰的一个抗罗宗联合会组织迅速把巴尔的摩委派的官员统统推翻了。此后英格兰冻结了巴尔的摩的领主权力，王冠把圣公会确立为马里兰国教，同时派驻王家总督，这里就过渡成为王家殖民地。直到1715年，卡尔维特家族的第四任巴尔的摩男爵改宗圣公会，这里才恢复成为卡尔维特家族的领地。

纽约的造反带有政治和宗教动机，英格兰定居者对詹姆斯国王废除代议政府感到愤怒，而工匠为主的荷兰抗罗宗则热情欢呼抗罗宗国王和女王夺取王冠。他们驱逐了管理纽约的新英格兰副总督，他们声称他是一个教宗徒。雅各布-莱斯利是一个德意志移民，他打过仗，他还娶了个出身富庶荷兰商人家庭的妻子，他成为带头造反的领袖。可是他释放所有债务奴隶，实行全民选举的作法引起议会的恐慌，议会里的富商们可不希望这样的全民民主。新任的总督在议会的帮助下掌握了纽约，莱斯利最终被裁定叛国罪名成立，被绞刑处死，他的尸体被肢解之后传送纽约各地。新的议会成为富商垄断的议会，他们通过法案压倒工匠的工价，并且最终恢复了纽约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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