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再回想当年发生的这件事，包括崔健的被封杀，感觉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不就说了一句话，唱了首歌吗！值当地这样啊？笔者在这里又要抒发点感慨了，崔健和何勇的遭遇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的干预措施，这也不是唯二性的，后来还有，比如陈佩斯、朱时茂的被央视摒弃，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点名道姓了，这种完全凭某些大领导们屁股决定脑子的拍脑门、拍桌子后的指示，给这些艺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物质上的伤害，要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即便是那些事出有因的事件，你也很难说清，他们当时或以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又有多坏，因为很多事实质上就是领导们很不爽，然后他们也想让你不爽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如果能涉及到法制、法律、法规，当然是个好事情，实际上，有些事压根就没涉及到，在不涉及这些东西的情况下，能有如此严厉的措施出炉，明显是对法制建设的亵渎，明显是人治因素胜利。在我们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类似的事也时有发生。据说建国初期，我们只有两部完整意义上的成文法律，一部是《宪法》（立国之本嘛，必须得有），一部是《婚姻法》，现行的法律框架基本是文『革』后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等人牵头起草、论证、修订、颁布、实施的，后来因为某些较为有影响力的刑事案件的发生，有过几次全国范围的严打，较为有名的是东北二王事件、白宝山事件，所谓严打就是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在早期的严打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矫枉过正的案件，比如白宝山就是因为偷了袋玉米被判了十几年刑，这事好像现在听起来就像是无稽之谈，但在当年确实发生过，白宝山出狱后因不能融入社会变成了极度仇恨社会，制造了很多大案要案，所以说，严打是必要的，但是也要在法律这个框架下，合法的去打击，而不是说，芝麻大点的事就上纲上线，小事重判，大事严判，好在后来有关部门意识到了出现的偏差，及时地纠正了，也是一种进步。90年代初的北京，社会风气还不是很开放，崔健和何勇某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自然就不合时宜地被捂住了，好在崔健活动能力强，没被捂坏了，何勇呢，没被捂死，但是捂得快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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