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泰丰说，前些年判得重一些。判得重，主要是行政因素起了一定作用。单从法律角度看，很难适用于哪一条重罪法律条文。所以，近些年，与矿难有关的事件，社会影响虽大，涉案的相关责任人，矿主的处理，要比官员轻得多。近几年，判五年以上，就已经属于非常重的了。

赵德良问，那其他方式的处理呢？比如经济方面或者制度方面。

安监局的局长说，经济方面，还是相当严厉的。除了对于死亡者的处置需要矿主全部承担，还会有较高的罚款。此外，采矿证、营业执照等，也都会吊销。

赵德良说，那我就说三点意见吧。第一，有关矿主，必须承担责任。法律方面的责任，由法院判决，我们在这里不用讨论。除了法院判决之外，经济上，对这类不负责任的矿主，必须重罚，要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我看，你们安监部门，应该定一个规则，凡是这类矿主，今后永远不准再进入这行。这种人，不是要钱不要人家的命吗？那我们就让他人财两空。第二，与此案相关的国家公务人员，查清违反纪律的，按相关纪律条例处理，查清违法犯罪的，递交检察机关起诉。第三，尽快结案，不搞扩大化。

后来有人传说，陵峒的事大得很，如果深挖下去，肯定挖出一个葡萄胎。但是，赵德良的三点意见中第三点，等于是叫停了更进一步的调查，说明赵德良在向陈运达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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