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高瓦西里高矮也是个文人，看过了这番火爆的“被娱乐”场景，他不知道外国是不是也搞什么文化***、要革谁的命，更不知道外国有搞“吉尼斯纪录”这回事，但那几个所谓赌徒的遭遇，却让他心里凉森森的，自问要是身在其中，挺不住几个回合，也许就成了《红岩》中的甫志高，或《红灯记》中的王连举，那都是十足的叛徒形象，像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的高作家真的有点难过，就把张大帅拉出牛棚，劝告他应该适可而止，毕竟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嘛，抬头不见低头见，莫要整的太过火啦。

张大帅瞪了他一眼，就定了这次谈话的调子：“高作家，你这纯粹是妇人之仁。你最好认真挖掘一下这次阶级斗争的深层次内容，这个牛棚是你的福地，要争取弄出新材料，再上新台阶嘛！对大家都是机会噻。”

当然他强调的是“大家”，这是给“大家”面子；主要还是他自己有“机会”，也许高作家也能有点啥机会；但自己肯定没得鸟机会，徐乖法一听就懂得起。

见高作家的“乡情牌”一出马就受阻，毕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徐乖法心里也觉得亏欠狗皮匠的人情，人家出了那么多的“血”，他的亲爹却在这里享受着“土洋结合”的活罪，不搭救一下，还真说不过去。

徐乖法作为人民教师，其实本质上大小也是个文人，于是善于宣传鼓动的他，打起了“悲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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