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重新编写了《春秋》一书。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当时春秋代表一年，各国的史记都叫“春秋”。孔子编著的《春秋》，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不但在于其内容，更在于他所创立的一种写作记录历史的方式，即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司马迁说“约其文辞而指博”，“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他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历史贡献：“《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在前文中罗列的一大堆《史记》中提到的关于太史的故事的话，那么可能还会觉得司马迁对孔子版《春秋》的评价合乎一个儒生对于儒家创始人的评价；可是现在我们不免产生个疑问：只有乱臣贼子惧了？君主就可以不惧了？这不是把史书的功用片面化、低端化了吗？看起来是在推崇孔子的《春秋》，但结合司马迁的身份、对自己史官职业的无比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来看，司马迁对一部史书的评价维度，远不应该止于此。事实上，从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宏旨来看，所谓“乱臣贼子惧”的评价，实在是明褒暗贬了！

但司马迁的评价却也不失客观，因为孔子在编写《春秋》时的目的，就是维护君主、打击“乱臣贼子”的。关于君主之恶，他不想说——他毕竟不是职业史官，职业史官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他只是想通过编写或改写历史的方式，来达到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孔子说：“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他是这样的观点，你就不能指望他编写史书，能有像司马迁笔下的那些太史们一样的风骨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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