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正义呢！公道自在人心也包括手握重权之官员的自律与敬畏，这样的日子便是乾坤朗朗。秦人口齿清晰地拒绝了权对法的指手划脚。日本学者堀毅在《秦汉贼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或《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周易·噬嗑卦·象辞》说：本卦下卦为震为雷，上卦为离为电，雷电交合是噬嗑的卦象；先王观此卦象，取法于威风凛凛的雷、照彻幽隐的电，思以严明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也不过是这样的理想。秦人的真实之处在于并不满足于“动嘴”，却是扎起袖子，挽起裤脚地去做了。南宋朱熹就很服膺这样的实干精神：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

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会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会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坏了，以此见得形胜也须是要人相副。[2]”

做过亭长的刘邦，对秦律之精神实质的把握理当不比刀笔吏出身的萧何、曹参逊色，所以讨厌儒生，见一次嘲弄一次，拿来儒帽当尿盆。这是因为不从事具体工作，妄图凭借巧妙的言谈和空虚的理论来博取官爵，这样的人叫做“劳民（奸巧的人）”。“劳民者其国必无力[3]”。这个结论谁都怕，不只是秦孝公。刘邦清晰记得商鞅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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