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大多模仿罗泽南的方式。重视思想道德的培育，也成为湘军显著的特色之一。

朱孙贻、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创建湘乡勇，在湘乡掀起了团练乡民的**。不久以后，团练的乡勇，熟悉战阵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万多人。湘乡首开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响应，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后来，这些团练都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中坚力量。

罗泽南、刘蓉等人并不满足于在湘乡取得的这么一点成绩，他们有着更大的抱负。咸丰帝即位后，他们试图通过曾国藩影响新皇帝，来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彻底清扫陈规陋习，实现国家中兴。

在罗泽南、刘蓉的推动下，曾国藩在1850至1852年间，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封奏疏，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以及皇帝本身的一些毛病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试图以此警醒咸丰帝，促使他改革。曾国藩的这些奏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在京城士大夫中，还是在湖南读书人当中，曾国藩都成为了一个积极进取的符号。

1850年，咸丰帝刚刚即位，就装模作样地令大臣上疏言事，就朝廷的用人和政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曾国藩很受鼓舞，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专门讨论用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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