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里，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莫过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至如今，很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以为今日之中国，不论财力物力、军力国力，都不复当年的窘境，甚至已经算得上世界强国，虽然我们常自谦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可沉睡的狮子已然猛醒，我们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再也不是被人欺凌的“东亚病夫”。

可是，危机真的过去了吗？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可虑，也更为可怕。

事实上，20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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