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广泛的认可，商业的意识、商业活动已经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王世贞与书商童某友好，称“千古是知音”。唐顺之与书商胡贸交好：“非贸，则予事无与成。 ”胡死后，唐赠棺并作《胡贸棺记》（《文海?卷3》）。名士李维桢作《赠李汝衡序》，为商人立传，说明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商人地位的变化：“乡自圣贤乌能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假令一切以贾人法言利析秋毫，将为怨府,其能有宁宇哉！”淡化了 士 、商地位差异的观念。“万历年间，牙人以招商为业。初至，牙主人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乌青镇志》）社会下层的居民争相到酒楼买醉，“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淆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康熙《宁化县志?卷1》）“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万历《邵武府志?卷10》）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

日期：2014-07-19 1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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