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知者明，但要做到确实非常困难，这就像写文章的文士和有技术的技工一样，都自以为自己的技艺无人能比。只有遇到著名的文士和能工巧匠前来切磋，那些陈词滥调和拙劣的技巧才能暴露出来，由此可见，君主需要有劝谏的臣子来指出他的过错。日理万机，一人独断专行，就算再辛苦，岂能尽善尽美？我经常想到魏征能够随时随地地规劝我，多次正中我的错处，就像明镜照出影子一样，善恶毕现。”于是，唐太宗举起酒杯向房玄龄等人敬酒，勉励他们要向魏征学习。同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历史上有时候君主昏聩，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有时候则是臣子在下面胡作非为，而君主却很清明，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哪一种危害更大呢？”魏征回答：“君主清明，则能洞察臣下的错误，杀一儆百，谁敢不服?如果君主在上昏庸，不听忠言，即使百里奚和伍子胥在虞国和吴国，也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唐太宗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北齐文宣王高洋昏庸残暴，而杨愔以正道辅佐，国家也得到治理，这是为何？”魏征回答：“杨愔侍奉的是昏君，解救天下苍生，令国家仅仅幸免于大乱，就算如此，已显得非常艰难了。这与君主清明，臣下守法，敢于直言，君臣相互信任岂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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