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李适的太子之位，朝中群臣也隐然分出对立的两个集团：一个是顺从代宗意愿、请求废掉李适的，他们中间大多是代宗亲近的人，比如：宦官刘清潭，吏部尚书兼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刘晏，京兆尹黎干，甚至于郭子仪也属于这一党，这一党大多都是鱼朝恩的余党，是代宗在诛杀鱼朝恩之后，故意保留下来防止元载一党坐大的一支力量。刘清潭（又名刘忠翼）和董秀二人都是代宗最为宠信的宦官，但是，董秀是元载一党，更加倾向于太子李适，而刘清潭却更忠诚于代宗，据《新唐书�9�8刘晏传》记载：“先是，帝居东宫，代宗宠独孤妃，而爱其子韩王。宦人刘清潭与嬖幸请立妃为后，且言王数有符异，以摇东宫。”刘晏，是与第五琦齐名的理财专家，刘晏虽然不像第五琦那样是纯粹的鱼朝恩集团成员，一度还曾受到元载的引荐重获代宗的信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晏不仅长期掌握着朝廷财政大权，还一度掌握了朝廷的人事权，他逐渐与元载疏远，更倾向于代宗。史称：“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土，故人多称之。善训诸子，咸有学艺。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要官重职，颇出其门。既有材力，视事敏速，乘机无滞，然多任数，挟权贵，固恩泽，有口者必利啖之。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未尝检辖。”可以说刘晏依违于代宗和皇太子、元载之间，也曾支持代宗废掉李适。黎干，原是鱼朝恩一党，在一度被贬后，又在大历八年被代宗召回担任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代宗的这一举措显然是在郑王李邈去世之后采取的防止皇太子、元载的一手，史称：“八年，复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干自以得志，无心为理，贪暴益甚，徇于财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险，挟左道，结中贵，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时中官刘忠翼宠任方盛，干结之素厚，尝通其奸谋。”最后说说郭子仪。过去，在元载与鱼朝恩的斗争中，元载等人曾经把郭子仪父亲坟墓被挖栽赃鱼朝恩，但被郭子仪识破（史称其“心知其故”），此后，元载又两次提出移镇问题，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第一次移镇在对敌斗争上很有必要，但第二次移镇从客观上由于边防军军力薄弱实施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于诸如郭子仪等地方大员来说，这种移镇无疑是一种借刀杀人之计，不论于公于私，郭子仪对元载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然而元载与太子李适非常亲密，所以郭子仪倾向于代宗就顺理成章了。据《因话录》记载：“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问诸从事，皆云：‘自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汾阳曰：‘此事须得柳侍御裁之。’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掌汾阳书记，奉使在京，即以书急召之。既至，汾阳迎笑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君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汾阳曰：‘正合子仪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衔之首称：‘驸马都尉郭暧父。’其中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汾阳览之大喜。其文列于左：维某年月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伏惟德曜坤灵，明齐月魄，母仪万国，化洽六宫，光辅圣人，赞成阴教，载荣史策，式播讴谣。奄违圣日，上仙灵界，遐迩痛愤，宫闱哀慕。臣幸忝诸亲，男尚贵主，天人之美， 鞠育所钟，姻戚光荣，宗族咸戴。今园陵礼备，祖载及期，臣限守方镇，不获陪侍行宫，瞻望灵驾，不胜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国戚。许申祭礼，超越等夷，古今所绝，独开圣造，无任惶恐铭戴之至。谨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飨！”李适之母下落不明，而独孤氏死后却被封为皇后，郭子仪不顾自古人臣无祭祀皇后之礼，却向独孤氏拜祭，这里面固然有讨好代宗的意思，但也说明了其与独孤氏及其儿子韩王李迥关系不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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