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比较蹊跷的军情奏报。时值隆冬腊月，正月初一，北汉军队也是华夏后人，炎黄子孙，不在家里老老实实过春节，专挑这个日子来犯边，实在有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加上北汉和契丹的史料中都没有这次出兵南下的确切记载，所以大多数人都据此认为这是一次谎报军情，而谎报的幕后主使自然就是因此受益的赵匡胤。

这种推断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是能说得通的，但仅仅凭常理推断，就把谎报军情的帽子扣到赵匡胤头上，还是值得商榷的。

当时，担任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州）二州守将的分别是镇州节度使郭崇、定州节度使孙行友。这两位节度使资历很深，与赵匡胤没有任何渊源往来，且均坐拥重兵，不可能受赵匡胤教唆、胁迫或控制，来配合他谎报军情，而且当时军队奏报军情都有一套严格的传递程序和保密手法，掌握军政大权的宰相枢密使们应该可以藉此判断军情的真伪，赵匡胤似乎也没有机会和能力在这方面造假。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北汉确实有联合契丹南下犯边的举动，但行动规模应该不大，可能是想趁柴荣死了不久，新即位的皇帝年幼，加上春节期间防御松懈，想来打个家，劫个舍，有机会就捞上一把，没机会就当时出来旅旅游，骚扰一下对方，只是一次试探，并非大规模的侵略。这样一来，北汉和契丹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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