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经济–社会描述恰好适用于西方的一些重要历史变革。由于西方在中世纪时也是以农业为主，其个人主义的特点有所减弱。欧洲的农民在相互信赖、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面与中国的农民或许没有太大差别。在知识和文化成就方面，欧洲是一潭死水。阿拉伯的埃米尔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的文职官员忙于学习各门艺术，欧洲的贵族则在潮湿的城堡中啃着牛肉。

然而，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农业的发展（比较出名的是马轭的发明，这使犁耕成为可能）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与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贸易中心出现了——意大利的城邦，以及后来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从君主统治。许多这样的城邦多少有点儿民主，至少是寡头政治的特点。当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阶层重新兴起关联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复兴。15世纪，欧洲从千年的麻木中苏醒并开始与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展开竞争。

15世纪早期发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欧洲和中国的差异，这就是郑和下西洋。这次航海有几百艘船只，满载着财物和奇珍异玩，从中国驶向南亚、东南亚、中东和西非。这次航海达到了其主要目的——让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但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兴趣看这些国家出产什么或者以什么负有盛名——就连对非洲主人给他们看的长颈鹿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把这个动物当作他们所熟知的麒麟——这种动物在有重要事件发生时才会出现，比如帝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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