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猜测，传教士很可能将蒙古人的事儿和女真人再次弄混了。十六世纪前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征战，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达延”就是“大元”的谐音。随后，达延汗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但此事发生在公元1550年之前四十多年，与传教士说的时间显然也对不上。

而公元1550年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他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从古北口攻破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般经过帝都东大门通州，竟然一直杀到天子脚下，京畿震动人心惶惶。明廷无计可施，只得任蒙古兵在北京城外饱掠八天，对方才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掠男女羸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此事直接导致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为替罪羊被杀，真正负责人严嵩宰相却安然无事。

对于“西鞑靼人”，传教士也有涉及，他写道：“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与人打仗并不光彩，按照他们圣哲的教导，他们的国家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维持和平安定。”显然，这些人指的应是就是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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