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暑假，女儿回国度假，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非典”终于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祈祷“非典”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现在，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孩子回来了，在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红色的“一生褶”衬衫，安静而漂亮，却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她递给我一个磁盘，说：“妈，我写了点东西，你看看。”

里面，就是《姐姐的丛林》。

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虽然，在学校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校刊”的编辑。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读给我听，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我把它们称作“贺卡体”和“文摘体”。也许，潜意识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至少，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

她从小喜欢读书，还在初中时，她就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起初，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可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痴迷地爱它。更准确地说，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一连好几个夜晚，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凯蒂和班吉明，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的深情，让她那么感动。可能，只有我知道，这一点，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从东霓和郑成功、从雪碧和可乐、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说，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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