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暑假,女儿回国度假,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非典”终于过去了,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祈祷“非典”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现在,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的孩子回来了,在人群中,我终于看到了她,穿一件酒红色的“一生褶”衬衫,安静而漂亮,却前所未有地消瘦。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她递给我一个磁盘,说:“妈,我写了点东西,你看看。”
里面,就是《姐姐的丛林》。
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虽然,在学校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校刊”的编辑。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读给我听,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我把它们称作“贺卡体”和“文摘体”。也许,潜意识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至少,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
她从小喜欢读书,还在初中时,她就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起初,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可是我错了,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我只知道,她痴迷地爱它。更准确地说,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一连好几个夜晚,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凯蒂和班吉明,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的深情,让她那么感动。可能,只有我知道,这一点,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对她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从东霓和郑成功、从雪碧和可乐、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或者说,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影子: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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