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和大名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改革方案：中央的政策趋向反动，既然统治危机都是由城市商业的发展造成的，那就干脆除掉这一问题的根源。办法嘛，奖励节俭，遣返农民工，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对价格、工资和利率进行管制，恢复古圣先贤的“文治”。③

地方的改革则倾向于务实，既然商业已经发展，那就只能寻找对策而不是消灭问题。商业的发展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首要的任务是均田减税，避免农民破产，这样才能稳定基层社会。商业发展而地方困难的根源在于大名征收的主要是实物税，而地方负债是货币债务。大名要想在与商人的交往中不吃亏，必须适应商业游戏，他们学会了以商业的方式整理地方赤字。其具体措施是短债长还，然后用地方资源做抵押发行票据，这样就能以金融手段筹措资金。④

中央的“复古”因逆势而动归于失败，地方的改革务实得当获得成功。有些藩不但缓解了财税危机，而且变危为机强势崛起。幕与藩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由德川家康一首缔造的缜密体制出现松动。

在黑船来航前，德川幕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发展带来的危机，商业的发展动摇了幕藩体制的根本——一元化的农耕经济。不过，江户时期的商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改造政治体制的地步，当时的商人阶层也没有发展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江户时代城市商业的基础是农耕文明，不管其多繁华都只是农耕经济的一段延伸，而非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要不是1853年美国“黑船”前来叩关，日本恐怕会如中国宋元明三代那样在“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折腾中拉锯上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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