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琬退下后，又亲自写了一篇反对迁都的奏章。二月五日，董卓借口出现天文灾异，罢免了黄琬、杨彪的官职，任命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强烈劝谏迁都，董卓大怒，说道：“我董卓刚入朝时，正是你们二位劝我提拔正人君子，因此，我董卓就听信了你们。可是，提拔的这些人一到地方上任职，立马起兵造反，是你们二人出卖了我董卓，我董卓就是对不起你们又有什么关系！”二月十日，董卓下令逮捕伍琼、周毖，处死。杨彪、黄琬吓得魂不附体，赶忙前去董卓那里谢罪，董卓也后悔杀了伍琼、周毖二人，遂上书献帝又任命杨彪、黄琬二人为光禄大夫。

河南尹朱儁给董卓出谋划策，董卓却轻蔑地说：“我百战百胜，心中自有谋略，你不要胡说八道，免得你的血污了我的宝刀！”盖勋说：“过去，武丁是那么贤明，尚且屡屡征求他人的意见建议，何况像你这样的人，却想堵上别人的嘴巴吗？”董卓说：“我是开玩笑呢。”盖勋反唇相讥：“我没听说过发怒的话还是开玩笑的！”董卓这才向朱儁表示歉意。

《后汉书·董卓传》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董卓女婿）击之，不能却。又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董卓迁都的原因：在无法消灭白波贼和南匈奴左贤王于扶罗的十余万大军的情况下，关东义军又纷纷而起，自己又刚刚来到洛阳不足半年，在洛阳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一旦义军逼近洛阳，城内军民是否会倒戈相向都是未定之数，将朝廷大臣们西迁长安，一则是暂避义军锋芒，二则是挟持朝廷群臣，掐断他们与关东义军的联系。但是，董卓此举其实是一步臭棋，正如杨彪等人说的那样，迁都一事非同小可，不迁都，你董卓高居朝廷之上，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一旦迁都，这种仅存的正义性就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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