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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