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强烈推荐你读一读伊拉斯谟的信札。那里边有很多老生常谈式的警告，是一些比伊拉斯谟这位博学的长者还要驯顺的人写给他的：

某位行政长官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请务必谨慎行事，因为您可能会触怒教皇，他希望您能好自为之。”

又比如：“某君刚从剑桥归来，告诉我您正准备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不要引起皇帝的不快，他完全可以用权势让您吃尽苦头。”

一会儿是卢樊(1)的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全体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这些人物都需要密切关注，否则作者就会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碾成粉碎。

现在轮子（除了用于转动）已经沦落到被送进古董陈列馆陈列，宗教法庭关门也有好几百年了，对于投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官方保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历史学家聚到一起的时候，“收入”这个词更是绝少被提起。

但是，当我计划写一部论述宽容史的书的时候，另一种忠告和建议的信函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学生进入宿舍，”防止虐待有色人种协会的一位书记官写道，“请一定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写进你即将问世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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