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二·九”运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还在孔德，我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女一中那时是“一二·九”运动的核心，我们的校长叫孙荪荃注170，是个进步人士，因为她的被捕，女一中才变得非常出名，否则我也不一定会参加游行。

“一二·九”时我是交通员，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不上课。老师从小讲五四运动，讲自由平等博爱，我对这些东西印象很深。而且我那个老师的妹妹不是共产党么，我说共产党那么好，我也找共产党去，所以我那样做很自然。后来我要离开家，我妈不让我走，说你走了以后，你爸爸回来要人，我就没办法了。那我也要走。那时候叫抗战，我要抗战去。我妈非让我到我父亲那儿再走，我只好带着我大弟弟到我父亲那儿。我们俩人和另外好几个人一只船走的，就这样到了南京。

我到南京，我父亲就来找我了。他们国民党正要往九江撤退，巧就巧在他马上就要上船开走。他就带着我和我弟弟，跟他们一道坐船到九江。那是夏天，8月份，九江正好发大水。我就跟他们商量，我不敢说别的，就说我要到南昌读书去，那时候不晓得国家会一下子沦亡。他不让我走，他说你还小，你一个女孩不能出去，那时候是1937年么，我16岁还不到。他说社会黑暗，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你懂什么意思么？就是推车子的、在船上干事的、开店的、衙门里的，都没有好人。他对旧社会认识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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