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南越总理阮高其威胁着红色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他第六次登上杂志封面后，无疑感觉更强大了。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注：《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56年到1970年播出的晚间新闻类节目。—编者注，下略]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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