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

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时期美国的真实状况，也和独立后的美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多关联。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就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在《鲁拜集》（The Rubáiyát）中所说的一样，手动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都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这样雄心壮志的言辞，一旦被付之于纸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独立宣言》之时，美国的国父们坚信他们仅仅在为脱离英国的决定进行辩护。但事实上，他们创制了一份充满梦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向这个国家的子孙后代做出承诺，要将殖民者曾经信仰却从未实现的理想变成现实。在建国之初，美国就面临一个悖论：奴隶主宣扬着自由，而这种悖论至今仍在美国的土地上游荡。同时，从美国由殖民地变成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就背负起“将原则付诸实践”这样一个自我强加的命令，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辞就像国王宴会中班柯的鬼魂一样挥之不去。与此同时，“不言而喻的真理”这样的断言还伴其左右，总是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撼动着白人共和派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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