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据战争的需要负重。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开头写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国军装，就会像佐治亚州那些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众所周知，那简直就是地狱。”信中继续说道，在两天的行进过程中，“军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李营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到遍布黑人的南部，如此长距离的行进中，我们仅靠一顿饭维持体力”。在密西西比州的医院病房中，二等兵诺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过着同样痛苦的日子，他写信抱怨道：“医生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白人不仅殴打和咒骂黑人士兵，有时还无缘无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另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是作为人来到部队的，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是像狗一样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们感觉像是被国家抛弃了。”他恳求总统：“既然我们发誓报效国家，那么请稍微考虑到这一点。”[1]

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质上表达了同样的不满：美国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并不平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时间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前两封信出自二战时期的士兵之手，而后两封信则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士兵所写。诺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参加的战争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就美国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这个国家看起来被卡在了时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军官在1943年所说，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对过去的令人失望的重复，这一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内战中就已经被消灭的区域性习俗和传统”。他坚决认为军队“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为战后塑造有用的公民，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总结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军人在面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一理念时，都会无动于衷，甚至是失望。”[2]认为负责为国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学校或社区，而是军队的这一观点，透露出20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待军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1941年后，美国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军事营销的轰炸，这也巩固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这重关系。但是，战争宣传形式多样，美国虽然也会通过讲述扛起步枪、制造坦克或医治伤员的事情来诱导公众，但却远不限于此，它还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德国移民的问题上经历冲突，又因此对美国主义进行反思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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