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教王国最西边的摩洛哥，苏丹政府曾经尝试扩张其管辖权，并对无政府、顽强而且家族互斗不休的柏柏尔人实行某种有效控制，不过不怎么成功。事实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的但19世纪已呈朽腐之态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波斯当时受到俄国和英国的双重压力，它竭力想逃避这样的压力，于是从比利时（日后的波斯宪法便以比利时为蓝本）、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请来顾问和帮手，不过他们也发挥不了什么制衡作用。当时的波斯（伊朗）政治已经隐含了三股革命潜力，这三股力量将在日后汇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规模革命的力量：对国家衰弱和社会不公具有深切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外国经济竞争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场商人；以及伊斯兰教导师团体——这些宗教导师代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Shia），该派拥有波斯国教的地位，足以动员传统民众。上述人士都深切了解到西方影响与《古兰经》的无法相容。激进分子和宗教导师的联合，已在1890—1892年间展示其力量。在1892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国商人的烟草专卖权，因为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以及一次相当成功的对烟草出售和使用的联合抵制，甚至波斯国王的妻妾也参与这项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暂时消除了加诸波斯的折磨，而给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励和方略。因为，打败这个欧洲皇帝的强国，不仅是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因而，不仅是激进解放分子将宪法视为西式革命的明显标志，较广大的公众也将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事实上，许多宗教领袖相率前往圣城库姆（Qom），以及许多市场商人协同逃往英国公使馆（连带造成德黑兰商业的停顿），在1906年时，为波斯赢得了议会选举和一纸宪法。然而英俄两国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协议，却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实际上已在1911年结束，不过在名义上，波斯仍保有一纸类似1906—1907年的宪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为止。[5]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帝国强权能向英国和俄国挑战，反倒使得波斯这个国家和它的君主政体得以生存下来。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萨克（Cossack）军队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旅哥萨克军队的旅长，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史称巴列维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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