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我奶奶老爱跟我们谈大萧条的日子如何如何。书报杂志上也常有这一类的话题。
罗伊:他们老是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有饭吃,有这个那个的。因为说到30年代呀,他们总是爱跟我这么说,大家都快饿得活不下去了,又没有工作,又这个那个的老一套。
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克尔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199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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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历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字“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人的意识深处。对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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