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者，出于民间票据，其“非国家化”原系自然。私币维持信用，严于刻己，有命长于皇室者，不赘述。可留意者，钞法甫入官府，即财政扩张主义—官商经济学—黩武主义—恶性通货膨胀固结不解，横亘宋、金、元、明四朝，遗一超早熟之自我毁灭纪录于国史。为行文便利计，泛称“宝钞体制”(下同)。

四朝度支，盐、钞联用，以其皆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便于中枢以意为轻重，较之田赋正供零星散碎，定额难增，非与地方利益做复杂迂曲妥协，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语。盐引、宝钞，操之在我，乃经济中央集权、经济政治化关键步骤，并非“萌芽论”“东方中心论”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权之越界扩张。行此道者，当时及后世皆视为商君、弘羊传人，明史臣春秋笔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费午餐者，代不乏人，然于实物或金属货币时代，其道易穷。沈郎（沈充）之青钱、马氏（马殷）之铅铁钱、蔡相（蔡京）之当十大钱，枉负骂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历史绊脚石，预演金元劵救国策，仍有待于异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过两党之一，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皆困于儒家保守主义及农村—地方利益集团，不得畅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台谏为急，以为宋制错乱，监察行政犬牙交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损行政效能。“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亡国之由也。台谏失柄，即儒学“舆论指导政治”核心价值观惨遭痛击，亦农业利益集团边缘化。楚材之主中书，品阶始终次于马合木、镇海。元人立制出此，言利之臣凌驾儒臣，两党形势声价，恰与宋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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