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者,出于民间票据,其“非国家化”原系自然。私币维持信用,严于刻己,有命长于皇室者,不赘述。可留意者,钞法甫入官府,即财政扩张主义—官商经济学—黩武主义—恶性通货膨胀固结不解,横亘宋、金、元、明四朝,遗一超早熟之自我毁灭纪录于国史。为行文便利计,泛称“宝钞体制”(下同)。
四朝度支,盐、钞联用,以其皆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便于中枢以意为轻重,较之田赋正供零星散碎,定额难增,非与地方利益做复杂迂曲妥协,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语。盐引、宝钞,操之在我,乃经济中央集权、经济政治化关键步骤,并非“萌芽论”“东方中心论”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权之越界扩张。行此道者,当时及后世皆视为商君、弘羊传人,明史臣春秋笔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费午餐者,代不乏人,然于实物或金属货币时代,其道易穷。沈郎(沈充)之青钱、马氏(马殷)之铅铁钱、蔡相(蔡京)之当十大钱,枉负骂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历史绊脚石,预演金元劵救国策,仍有待于异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过两党之一,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皆困于儒家保守主义及农村—地方利益集团,不得畅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台谏为急,以为宋制错乱,监察行政犬牙交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损行政效能。“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亡国之由也。台谏失柄,即儒学“舆论指导政治”核心价值观惨遭痛击,亦农业利益集团边缘化。楚材之主中书,品阶始终次于马合木、镇海。元人立制出此,言利之臣凌驾儒臣,两党形势声价,恰与宋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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