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盐利化为政治问题，以中唐为枢纽。安史军兴，河朔隐为敌国。六师百万，仰命东南。[121]租庸调财政无以为继。两税之兴，其要在间接税取代直接税。基层管制权力衰退，间接税乃其迂道。朝廷垄断重要消费品之转运、销售，凡消费区无不事实纳税于长安，即令该地政治叛逆，无碍岁入。故朝廷必争之地，仅限于重要贸易点及运道。

此道短期后果，即在乐天讽喻诗“盐商妇，多金帛”“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吴元济梗淮西要路而受“独柳之祸”[122]，若居边鄙原可世传，不劳官军大动干戈。淮南节度使以使相之尊，度支天下。高骈跋扈，天子乞食。黄巢以武装私盐贩而倾社稷。长期后果见于间接税之天生弱点——政商融合，劫贫济富，牺牲独立生产者。宋、明庶富日增而民气惨郁不苏，外益柔而内益厉。华夏微弱王统垂绝，与此不无干系。

法愈久则弊益增。黄巢、钱王（吴越王钱镠）以私盐起家，自是盐贩与流民黑帮结不解缘。海盐重于井盐，两淮尤为重中之重。光棍、游手嗜利云集，民风大变，旷悍好武。多事之际，豪杰兴焉，以盐养军，以军护盐，颇似今之缅北毒枭革命军。汪信之以此亡身，张士诚借此得国。

明祖嗜暴，必效蒙古世袭制，军户、盐户、匠户、富户、惰民之属，各立名册，兵法部勒，大行酷虐。郑和西行，金陵匠户折损过四成，兵丁类此，虽斯大林亦愧弗如。明此，当解儒臣毁郑图记以绝其根，实有儒术民胞物与之心。洪宣以降，军户、富户、匠户逃散逾九成，独盐户、惰民尚存，不齿齐民，不与科举，独当重负，远过小农。彼之社会生态近于黑帮，仇视社会，不重廉耻，好勇轻生，皆属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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