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起点是初民的乡邦——泥土、风景和地理，终点是末人的国家——塑料、机械和统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计算。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他们有无穷的“事件”，但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从无形态的粗坯中跃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里。

初民与末人之间、生与死之间、石坯与碎屑之间，有民族、灵魂、历史。人类智性的光芒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在恐惧和颤栗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然后，长夜来临，雕像破碎。留下的满地碎屑虽然像石坯一样无形态无意义，但是不像石坯那样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轮回后，才能充当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临的库斯科[1]、宣礼塔坐镇的孟菲斯[2]，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英格兰古老的自由

英格兰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岛国的地理形势，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欧的框架内没有特殊性。英国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后才碰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诺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经是这样。这不过是常见的采邑转移，他们之间只有地方性、风俗性的差别。鲁昂市民曾经痛恨法兰西国王，坚守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封建义务，只是遭到昏庸的约翰王抛弃，才勉强归降法兰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它不承认有别于私人的公共事务概念，与民族的观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间的临时交涉；立足于民族体质或宪制、与国本融为一体、具有使命性质的长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纪以后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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