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毛泽东所言“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空隙而长期存在和发展”，还是陈诚说的“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都注意到了革命发展中的地域因素。确实，一个正在成长当中、尚处弱势的政治力量，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夹缝中求取生存、发展，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中央苏区的生存发展之路，离不开这一政治通律。

可以看到，在中央苏区生成的过程中，恰逢国民党内部先后展开蒋桂、蒋冯及中原大战，南京中央对远在赣闽边界的中共武装几无余力顾及，只能依靠地方部队尽力遏制红军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央苏区初期得以迅速成长的最重要外部条件。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中央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全面“进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击败国民党的数次“围剿”，显示了红军灵活机动战术的威力，而在这期间，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赣南、闽西独特的地缘政治也对“围剿”和反“围剿”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0年底到1931年5月，国民党军先后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两次“围剿”，均遭失败。连续两次败绩，使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1931年6月22日，蒋介石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信重将领也首次出现于“剿”共战场。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6月下旬，蒋介石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路进击军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261]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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