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直接相关。周恩来曾经谈道，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54]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空间。

从外部环境看，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56]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初报告：“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57]具体到实战中，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将其装甲部队和新购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出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58]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59]“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60]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作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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