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计议突围

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1934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340]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342]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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