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开封的犹太人的来历时说他们“出自天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而“留遗汴梁”。这种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广为流行，曾有数种元明文献提及。

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奉使真腊（柬埔寨），曾在其国居住一个年余，他在其游记的“服饰”一节中提到“其国中虽自织布，暹逻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美故也”。（注：《真腊风土记》，夏鼎校注本《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页。）就是说“西洋布”较真腊土产布和暹逻、占城之布质量为上。陈正祥在论及真腊流行的“西洋布”时已经指出：“此处所谓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带，并非今天所指西洋。”（注：《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腊风土记》，香港商务印书馆，第137页。）

《岛夷志略》“无枝拔”条记述说，当地“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注：《岛夷志略》，第38页。）在同书“淡邈”条汪大渊又说，贸易“货用黄硝珠、麒麟、西洋丝布、粗碗、青器、铜鼎之属”。（注：同上书，第133页。）同书“古里地闷”条，作者述曰“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易”。（注：同上书，第209页。）在同书“须文答剌”条中，作者说：“贸易之货，用西洋丝布，樟脑、蔷薇水、黄油伞、青布、五色缎之属”。（注：同上书，第240页。）这里所述“贸易之货”，应当是指华商与当地商人交易时所提供的商品。可见中国商人下番并非只从事中外贸易，而有不少商人往返于北印度洋各地从事买贩谋生，“西洋布”是他们发现的在海外畅销的商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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