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曾多次发生过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原因不外乎扩张、战败，或寻找牧场。除了见诸于汉籍的西汉时月氏、乌孙的西迁，东汉时北匈奴远遁，魏晋时高车西行，唐代歌逻禄和回鹘的西迁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活动外，还有许多为汉籍所漏载的小规模、零星的迁移运动。漠北草原的蒙古化基本上是源出于蒙古高原东部的操蒙古语民族向西迁移的结果。9世纪以后，穆斯林地理科学繁盛一时。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突厥、蒙古诸部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寻找达旦、蒙古诸部西迁的蛛丝马迹，将它们与散见于各书的汉文记载相比较，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写于1050年前后的著作《报导的装饰》，提到了一部分达旦人向西迁移，进入也儿的石河流域，建立Kimäk部落的故事：达旦部落的一个贵族“设”（Šad）率部西行，到达也儿的石河。他们虽然脱离了达旦主体，但是仍然与它保持着联系。以致后来又有7个部落或氏族脱离达旦部落主体，来到也儿的石河，它们与设原先所率领的那个氏族一起，在也儿的石河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集团。

按葛尔迪齐的说法，西迁的达旦人构成了Kimäk部落的主体，后来加入“设”的部落的7个来自达旦的氏族中，有一个称为达旦，即塔塔儿。“设”最初带出来的那氏族可能也是塔塔儿人。其他6个氏族，包括钦察（Qïfčaq），最初可能是这部分西迁的塔塔儿人的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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