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所有对萧衍的批评，可以总结出三宗主要“罪过”：

第一宗罪：佞佛。萧衍以佛教为南梁的“国教”，热衷造寺和法会，挥霍国力。

萧衍时期，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他登基后膨胀起来的。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他的杰作，只是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寺庙数量。萧衍还是佛教活动的慷慨赞助者，不断召开规模空前的法会。这些大规模的造寺和法会，都由国家埋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赋税能力。萧衍不仅不反省和补救，而是一条道走到黑，越做越过头，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出家的地点都是皇宫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萧衍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萧衍在同泰寺参加法会，兴之所至，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佛祖祷告，请求赎回皇帝，两天后萧衍还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这回，群臣花了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萧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这些巨款让本就枯竭的国库雪上加霜。

第二宗罪：纵恶。萧衍为政极其宽松，对宗室亲贵犯罪不加惩治，导致朝政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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